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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证与证言证明力高低的认定 ——杨新顺诉孙彩芬民间借贷案

日期:2019-05-30 14:45:32  浏览:  字体:   来源: 作者:林宇庭


核心阅读:【案件基本信息】1.裁判书字号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民终812号民事判决书2.案由:民间借贷纠纷3当事人原...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民终81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杨新顺

  被告(上诉人):孙彩芬

【基本案情】

  原告杨新顺诉称,原、被告于2017年经人介绍认识,同年4月22日,被告以自己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告借款40000元,当天被告出具借条一份,述明借到原告40000元整,同时原告在家里也将40000元现金交给了被告。借款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拒绝还款。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40000元。

  被告孙彩芬辩称,其欲向原告借款,原告没有充裕资金,便说帮被告向案外人杨成斌借。2018年4月22日,其到原告家里,原告称已经向杨成斌借来钱款,并在原告家将借款点交给了自己。其写给原告4万元的借条。2017年5月8日早上,其当着原告夫妇及杨成斌的面,把钱点交给原告和杨成斌。

  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借条》作为证据,《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新顺肆万元整(40000.00),借款人孙彩芬,2017.4.22。而被告则申请证人杨成斌出庭作证。杨成斌称:“因自己不认识孙彩芬,为确保钱款安全提出将4万元借款先出借给杨新顺,再由杨新顺与孙彩芬对接。杨新顺向自己出具了借条,其在扣除800元利息后,将39200元现金交给杨新顺。杨新顺又将该笔款项出借给孙彩芬。2017年5月8日,其与孙彩芬、杨新顺三人相约在杨新顺家,孙彩芬将4万元借款归还杨新顺,杨新顺又将该款归还给自己。自己当时将杨新顺出具的借条归还了杨新顺,但杨新顺未将孙彩芬出具的借条归还孙彩芬。”

【案件焦点】

  本案争议的是证据采信的问题,即当一方提供的单一书证与另一方提供的单一证言相互矛盾时,该如何采信的问题?

【法院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杨新顺提供了被告孙彩芬亲笔书写的借条,虽然被告孙彩芬认为该40000元借款系原告杨新顺帮其向杨成斌所借,被告孙彩芬已经将该笔借款归还给杨成斌,且申请证人杨成斌出庭予以证实,但书证的证明效力大于证人证言,杨成斌的证言不足以推翻原告提交的借条所证明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被告孙彩芬归还借款。

  孙彩芬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孙彩芬申请证人杨成斌出庭作证,证实孙彩芬2017年5月8日在杨新顺家,已经将4万元借款偿还给杨成斌,杨成斌亦将杨新顺出具的借条归还杨新顺。换言之,就该笔4万元借款,杨成斌、杨新顺、孙彩芬三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已消灭。书证与证人证言均是法定的证据形式,除法律明文规定外,各种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并无天然的高低优劣之分,而是应当根据案件相关事实、一般生活经验、举证、质证情况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在本案中,借贷关系发生之经过以及杨新顺多次向杨成斌借贷之事实可以表明,较之于上诉人孙彩芬,证人杨成斌与被上诉人杨新顺的关系更为熟络。杨成斌在法庭上作出的不利于杨新顺的陈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且符合一般生活经验,应予以采信。故二审改判驳回原审原告杨新顺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诉讼制度中,证据裁判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其体现为两大证据法基本原则:法定证据原则和自由心证原则。通过考察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法域都采用了法定证据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融合的证据裁判主义。于我国而言,我们的证据制度亦同时包含了“法定证据原则”和“自由心证原则”的因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等条文即体现了“法定证据原则”的相关因子。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虽未冠以“自由心证”字样,但其内在精神则与“自由心证”相符。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判理部分直接言明“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那么这个命题究竟是源于 “法定证据原则”还是 “自由心证”?通过检索现有的民事证据法规,我们无法找到“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的相关表述。相近的条文倒是有迹可循。《民诉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民诉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但从前述几个条文,我们根本无法得出“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的结论。一言以蔽之,“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的结论并非源于“法定证据原则”。那么,“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这句话只能是根据“自由心证”而得出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否可靠?

  本文以为,证人证言极易受个体观察力、记忆力、表达力、人品、信用以及与案件厉害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易变性。也正是因为证言具有主观性和易变性的特点,在我国现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者通常仅将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辅助(补强证据)加以使用。当证人证言作为单一证据时,司法者通常唯恐避之不及。相反,书证则因系其通过客观载体记录先前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条可算得上是“证据之王”。因此,通常来说,“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的说法不无道理。

  但就如前文所述,“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并没有法律依据。本文以为,书证与证人证言均是法定的证据形式,除法律明文规定外,各种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并无天然的高低优劣之分,“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言”这句话乃是仅仅是人们基于生活的朴素逻辑而得出的或然性论断。以本案为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并未发现证人杨成斌存在观察力、记忆力、表达力方面的明显缺陷。同时,通过考察原告、被告、证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较之于被告孙彩芬,原告杨新顺与证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熟络。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证人故意作不实陈述的主观动因。换言之,杨成斌的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一方面。另一方面,借条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一种常用证据,其有两方面的证明效用:一是证明借贷关系成立;二是推定借条的持有人尚享有债权(即借贷关系尚未消灭)。然而第二方面的证明效用,仅仅是一种基于生活朴素经验的推定,此种推定,可能被相反的且更强的证据推翻。综上所述,本案证言虽不绝对为真,但借条所推定的事实也同样不绝对为真。因此,本案需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来进行事实认定。而二审法院正式基于案件相关事实、一般生活经验、举证、质证情况等因素,通过“自由心证”最终认定杨成斌的证言系本案优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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