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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谈如何避免冒名犯罪的发生

日期:2018-10-22 10:45:11  浏览:  字体:   来源: 作者:丁友保


核心阅读:一、冒名犯罪的特点在论述冒名犯罪的特点前,先看看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来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发现并纠正的几起被告人冒名犯罪案...

  一、冒名犯罪的特点

  在论述冒名犯罪的特点前,先看看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来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发现并纠正的几起被告人冒名犯罪案件实例。

  案例一:被告人徐永江冒名“徐远文”进行毒品运输的案件。徐永江于2009年8月7日14时从临沧市镇康县勐捧镇携带毒品海洛因672克租乘他人二轮摩托车途经保山市施甸县旧城乡黑龙田道班附近时被查获。

  这是一起哥哥冒用未成年弟弟姓名进行犯罪的案例,同时也是一起被告人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姓名与法定登记姓名之间存在“辈分”错误的案例。该案的犯罪事实相当清楚,有关犯罪事实的证据也收集较为全面,基本无任何瑕疵。公检法三机关对该案证据收集的质量自信满满,但实际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该案件在侦查阶段,被告人徐永江供述其叫“徐远文”,因其是外省人,属于跨地区作案,侦查人员为省事就在公安机关内部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查询,结果确有“徐远文”此人,且该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家庭住址、家庭简况均与被告人交代的完全一致,对比外貌照片也难辨异同。侦查机关认为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证属实了,就没有继续对被告人身份信息收集相关证据,即以“徐远文”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同样以“徐远文”起诉到法院。在法院审判阶段,其弟弟徐远文致电法院反映,本案被告人是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徐远江。后公诉机关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侦查机关补充收集的证据即户籍证明所登记的信息反映,该户籍证明上没有“徐远江”的信息,而只有“徐永江”的登记信息。经对被告人进行提审,徐永江供述其在实际生活中自小叫“徐远江”,其辈分是“远”字辈,其父才是“永”字辈,其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徐永江”属于登记错误。证据收集到此程度,还不足以认定被告人自己所称的“徐远江”就是户籍证明上的“徐永江”。后侦查机关亲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进行调查取证,经过对被告人的父母、村委会、当地派出所等进行走访调查,并进行辨认等工作,最终坐实了被告人自称的“徐远江”就是户籍证明上载明的“徐永江”。但判决如何认定又存在争议,是对“徐永江”定罪量刑,还是对“徐远江”定罪量刑。若以前者,被告人有意见,认为户籍登记机关已经将其姓名登记错误,法院再以“错误”的姓名予以认定,且不是错上加错,将其家族辈分搞乱掉,违背中国人姓名“论资排辈”的传统;若以后者进行定罪量刑,似乎倒理顺了被告人的家庭辈分关系,也符合被告人实际的真实姓名,但在法律上却无任何依据可言。最后,判决还是依法以户籍登记的姓名“徐永江”进行定罪量刑。判决书将被告人的身份信息表述为:“被告人徐永江,又名徐远江,冒名徐远文”。

  案例二:被告人龙安国冒名“谌志林”运输毒品案。被告人龙安国于2016年8月23日12时许携带毒品海洛因339.7克在保山机场准备乘飞机前往昆明时被抓获。

  该案件在侦查机关抓获被告人龙安国时其持有谌志林的身份证,其交待的出生年月日、家庭住址的身份信息也是和谌志林身份证上的信息一模一样,公安机关依法发函至谌志林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调取了谌志林的户籍证明,该户籍证明也显示了被告人龙安国冒名的“谌志林”确有其人,出生年月日等信息完全相符。检察机关也以“谌志林”的身份信息予以审查起诉。到审判阶段,案件承办人阅卷时发现被告人的讯问笔录中,被告人对自己的家庭成员的交待遮遮掩掩,其表述是“不想说”。这引起承办人的警觉,再比对被告人的照片与户籍证明上的照片,粗看也难辨真假,但承办人通过进一步仔细比对,结果在二人的眼皮上看出了破绽,龙安国是双眼皮,谌志林是单眼皮。后经侦查人员提审被告人,被告人才承认自己叫“龙安国”,谌志林是其用捡到的身份证进行冒用。后经补充侦查,才确定了该案被告人的真实姓名叫龙安国。

  案例三:被告人左科扫冒名“科扫”和冒充缅籍人员贩毒案。左科扫于2015年4月在腾冲市猴桥镇贩卖毒品海洛因8.6克被抓获。

  被告人左科扫被抓获后自报身份为“科扫”,缅甸人,1973年1月27日出生。一审法院将其以“自报身份,国籍不明”来予以认定。后案件因量刑问题被抗诉到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左科扫又辩称其为中国人,后根据公诉机关补充的证据材料显示,原审被告人科扫的真实身份为“左科扫”,该人1973年12月出生于德宏州盈江县某某村某某社,系中国人。后经进一步审查后,因该案被告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国籍均存在问题,案件发回重审。

  案例四:被告人李国强冒名“朱美那”运输毒品案。被告人李国强于2014年6月24日16时30分携毒品乘坐云S09605中巴车从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前往保山,途径施甸县水长乡水长中学路段时被施甸县公安局民警抓获。

  该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过程中,均以朱美那予以认定,该案被告人被抓获时持有的身份证上的信息是朱美那,男,哈尼族,1980年3月14日,住元阳县攀枝花乡硐浦村硐浦村。侦查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及身份证信息,按照程序发函到红河州元阳县公安局,元阳县公安局也很快向该案侦查机关出具了“朱美那”的户籍证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均以“朱美那”移送审查起诉。后“朱美那”被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生效后移送保山监狱执行。刑期执行三年后,真正的“朱美那”向元阳县公安局反映,其在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内被列为罪犯,无法外出登记住宿,要求消除对其不利影响。后元阳县公安局致电本案侦查机关,案件才得以暴露。在案被告人不是朱美那,那其真实身份又是谁?这是摆在公检法三机关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案侦查机关不得不又重新启动侦查程序对本案被告人的姓名进行调查核实。后通过提审本案罪犯,通过询问朱美那等调查取证,最终确定本案被告人系“李国强,缅甸人,1980年1月25日出生,住缅甸掸邦”。但也属于自报身份,国籍不明。后以裁定形式对本案被告人身份进行了纠正。为确定该罪犯,司法机关历时历时三个月。

  上述四个案件,案情简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然而案件审理一波三折,并不顺畅,甚至差点被当事人蒙混过关,导致错案发生。共同的原因就是在被告人姓名认定上出现错误。从上述四则冒名犯罪案件可以看出,冒名犯罪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 冒名犯罪的案件呈频发态势。短短几年,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发生又被发现的冒名犯罪案件就有四起,那不排除仍还有未被发现的冒名案件。在全国办理的成千上万的刑事案件中,冒名犯罪案件不可避免。

  (二)冒名犯罪案件既难以发现又难查清。冒名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多数是跨地州、跨省市作案,有的还是跨境作案,侦查机关要查清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很难,有的是“黑人黑户”,尤其是之前因政策原因导致超生人群登记困难所出现大量的黑人黑户,他们的身份没有法定的户籍证明予以证明,也没有医学出生证明予以印证,在案证据就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这类人群如果涉及犯罪,谎报姓名的可能性极大,查清也很难。还有的是生活在中缅边境的人员,持有双重国籍;有的涉外人员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户籍管理制度又极不完善,例如缅北地区的居民。同样这类人群犯罪,取证困难、核实身份困难,谎报姓名难以查实。上述四例冒名犯罪案件被发现均属于偶然。

  (三)冒名犯罪多系单人作案。因为共同犯罪案件中,往往有同案犯的指认,讲假名或冒名往往会被同案揭穿。也只有在单人作案过程中,讲假名没人揭发,给冒名犯罪之人可乘之机。

  (四)冒名犯罪案件多发生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由于毒

  品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即没有具体明确的侵害对象,以及毒品案件处罚的严厉性,被告人才有冒名的价值和必要性。

  (五)冒名犯罪案件中的被冒用人多集中在家庭近亲属之间和遗失身份证件的人。被告人往往利用掌握近亲属的身份信息,能够准确向侦查机关报告自己所冒名的家庭成员的信息,从而误导司法机关;还有的被告人为了犯罪,采取盗窃他人身份证或者检拾他人身份证进行犯罪,因为身份证均有一定的有效使用期限,20年前的身份证照片和20年后的照片多少会有区别,给办案人员难以辨别,这给被告人冒名犯罪留下了空间。

  二、冒名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

  上述四则案例,在侦查、起诉阶段均未被发现,到审判阶段或二审阶段,甚至在执行阶段才被发现。然而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看,似乎也没有出现工作纰漏,可谓防不胜防。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从被告人的角度看,冒名犯罪可能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也能避免自己的人身留下犯罪记录。这是冒名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冒名的对象如果是未成年人或者年满75岁的老人,在量刑时就具备了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条件。如果隐瞒自己既有的犯罪前科情况而冒用没有犯罪前科的人犯罪,自己可能避免被从重处罚的可能。尤其是在大宗毒品犯罪中,姓名问题甚至可能决定其生死。冒名他人犯罪,能漂白自己身份,在今后的就业、就学、入伍、婚姻等方面不受影响;今后再犯罪,也能避免被认定为累犯或者毒品再犯,从而避免从重处罚。

  (二)从办案机关的角度来看,导致冒名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一是轻信口供,侦查人员会被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迷惑,被牵着鼻子走。二是轻调查研究,由于案件多,侦查人员闲麻烦,对被告人的身份信息依赖于公安机关内部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查询取证,而怠于全面收集证据,结果被告人身份信息的证据单一,难以发现纰漏;有的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被告人的家庭情况、人身简历一笔带过,被告人不讲,就不深挖;在起诉和审判阶段,办案人员往往把精力放在了定罪量刑的证据审查上,对被告人的身份信息的证据审查不细,不严,对被告人交待的家庭成员出生年月日等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不够。此外,办案人员也或多或少存在轻程序办案、凭经验办案的情况。

  (三)未建立冒名犯罪的惩罚机制。按照经济学原理,人一有机会就会撒谎。一旦撒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反而会获取利益时,撒谎就在所难免。被告人也一样,当他谎报自己身份,冒用他人姓名能获取从轻处罚的机会,而不谎报身份就不可能获取从轻处罚机会的情况下,一旦被告人有机会就可能冒名犯罪。而冒名犯罪又不需要付出成本即不需要担忧会获得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冒名犯罪就在所难免。也许有人会问,冒名犯罪案件是少数,多数被告人不也没有冒名犯罪吗?其实这很简单,这些没有冒名的被告人是因为没有冒名的机会。要杜绝冒名案件的发生,根本的是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即对于冒名犯罪的被告人量刑时予以从重处罚,对于在执行阶段发现的,不予减刑或假释,对被冒名的人,由冒名者给予赔偿。行为人虽然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但有如实交代自己真实身份的义务。

  三、冒名犯罪的危害及应对措施

  上述几个案例,犯罪事实本身并不复杂,证据收集也较为圆满,然而正因为被告人谎报身份,导致案件反复退回补充侦查,久拖不决。被告人为了避免留下犯罪记录,或者为了获得从轻处罚等目的,冒名未成年人,冒充境外人员,或盗用他人身份证进行犯罪活动。对此,如果不认真审查,被告人容易蒙混过关,结果可能导致没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给予了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将有罪之人作为无罪之人予以处理,也可能存在累犯情节应当从重处罚的却没有从重处罚,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的却因为认定为涉外人员而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被告人冒名犯罪导致案件成为错案,致使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或在二审阶段发回重审,或在生效后启动再审,必然带来司法资源的浪费,损害司法权威,也损害了被冒名人的姓名权和名誉权,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要避免犯罪分子利用冒名进行犯罪活动,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牢固树立不轻信口供的理念。不轻信口供,不等于不重视口供,也不是说口供不重要。案件的侦破往往依赖于口供,口供往往是打开案件真相的切入点;但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来说,口供往往又最无证明力,这缘于口供不稳定,易反易复。被告人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往往会避重就轻,一有机会就会撒谎,当撒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反而可能从中获取好处时,被告人的供述就难以保证真实。所以对口供的审查,要慎之又慎,细心斟酌。上述案例,无一不是因为轻信口供被误导后,侦查人员按图索骥收集被冒名人员的户籍证明,结果源头错结果就跟着错。

  (二)坚持证据收集的穷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该条规定了适用“自报身份”予以认定被告人身份的前提必须先要调查,经调查后仍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才能以自报身份予以认定。所谓调查的程度,笔者认为,应当坚持“穷尽原则”,而不是简单的进行调查取证,或者根本不调查即以自报身份予以认定,要严格禁止不调查或草率调查即以无法查清为由而以自报身份予以认定被告人身份,否则势必导致冒名案件的发生。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对于涉外、涉边、国籍不明、我国公民中的“黑人黑户”的被告人的身份收集难题,有时花费在身份信息证据收集上的精力和时间远远大于收集犯罪事实证据本身的时间还多。也正是这一原因,侦查机关往往怕麻烦而不做全面收集,或者以自报身份、国籍不明移送审查起诉。

  (三)坚持证据全面审查原则。一是要加强对有关身份信息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审查,审判实践中仅凭公安机关人口综合信息平台下载的被告人身份信息以及被告人持有的身份证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人身份的证据使用,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应当由法定的户籍管理机关即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证明才是证据的合法来源,且户籍证明上必须加盖的是户口专用章才符合法定形式,由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公安局的内设部门如刑警大队、禁毒大队出具的身份证明,其来源和形式均不符合法定要求。二是要加强对身份信息证据的全面审查。有些案件仅有被告人供述和户籍证明还难以确定被告人的真实身份,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才能予以确定,为了对被告人真实身份做到水落石出,可以加强对被告人的审讯力度,获取其家庭成员的相关身份信息,收集被告人的全户人员简况表,比对一下被告人自己供述的出生年月日与其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是否在逻辑上讲得通,如果存在逻辑错误,则应当继续核实调查;有同案犯的案件,也可以加强对同案犯相互之间的审讯力度,让同案犯交待同案犯的身份信息,以便进一步核实,审判实践中就有同案犯相互检举对方前科犯罪的情况;对于黑人黑户,必要时还应当做亲属间DNA鉴定进行佐证。三是着眼于细节审查,对证据信息中细微之处的审查判断,发现问题要彻底排查,例如上述案例二中,均是承办人从细节区别、从细小疑问中发现,切勿想当然。

  (四)坚持从严惩处原则。被告人冒名犯罪屡屡发生并得逞的原因,除少数办案人员认识不到位,警惕性不高,把关不严等原因外,还与目前立法不健全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尽管这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但没有规定拒不认罪或讲假话应如何予以惩戒,这容易导致被告人心存侥幸,不仅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连自己真实姓名也不愿意交代,不交代也不会获得较重的处罚,反而可能得到较轻处罚的机会。因此应当从立法上规定不讲真实姓名的,应当作为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即使法律没有规定,我们在量刑时也可以酌定从严把握,对这些被告人不得宣告缓刑,管制刑,减刑时也应当予以适当限制,要让被告人冒名犯罪的行为付出代价。笔者甚至认为,即使被告人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不如实交代自己真实身份的,也不应当适用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即不应当认定为坦白予以从轻判处。否则难以扼制冒用他人姓名犯罪的情况发生。

  四、结束语

  办理刑事案件,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错案发生。刑事案件的审理,既要严格进行程序审查,又要重视实体审查;既要加强犯罪事实本身定罪量刑的审查认定,又要重视身份信息、前科情况的审查判断;既要加强宏观审查,也要注重细节的分析。刑事法官也应像中医诊断病人一样,采取“望、闻、问、切”的方法。望,即多观察,通过观察辨别真伪;闻,即多听,不仅听被告人供述,还应听被害人、证人的陈述,必要时还应听取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对办理案件前因后果的介绍,听取专家鉴定人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问,对案件的疑问之处多问几个为什么,多调查研究,作出判断和结论时切勿想当然;切即多身体力行进行核实,切勿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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