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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对错:“可接受性”之于司法裁判

日期:2018-10-19 11:08:10  浏览:  字体:   来源: 作者:林宇庭


核心阅读:摘要:法律事实的开放性,加之法律规范意义的模糊性,导致司法裁判结论并不存在唯一正解。这正是法律学科与数学科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摘要:

  法律事实的开放性,加之法律规范意义的模糊性,导致司法裁判结论并不存在“唯一正解”。这正是法律学科与数学科学之间的本质差别。也正因为如此,检验司法裁判结论是否妥适,绝非以“对”或“错”为标准。“可接受性”作为一种折衷、开放、包容的评判标准,正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青睐”。但若考虑司法裁判多重听众的存在,且不同受众之间的法律感知及司法正义期待大相径庭,那么,又该以何者的意见为准?这在理论上远未达至共识。本文以为,司法裁判的结论应在得到法律共同体的认同的基础上,尽力去“迎合”普通民众对于司法的合理吁求,唯有如此,方才符合法治之原貌。

  关键词:

  司法裁判 可接受性 司法权威

  前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这标志着裁判文书说理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后的近五年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对相关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情。以“法律文书写作与创新”、“裁判文书说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层出不穷,相应的学术成果也不计其数。201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所要恪守的原则,合理限定了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容范围;科学划分了裁判文书说理的类型,准确把握裁判文书制作的规范化和个性化的有机统一。应当说,《意见》汇集了近几年实证调研和理论研讨之结晶,在理念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们也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部指导性的规范文件,《意见》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这也导致许多制度设计仅是“点到为止”,不尽完善。因此,相关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研究。于本文而言,笔者所欲讨论的仅仅是与“裁判文书可接受性”相关的几个的论题。具体而言,本文重点解决如下几个争议问题:其一,司法命题是否存在“正确答案”?其二,若司法命题不存在正确答案,那评判裁判结论“对”与“错”的标准又是什么?其三,“可接受性”被确立为裁判结论妥适性的评价标准,存在哪些困境?又如何破解?

  一、无关对错:司法裁判不存在“唯一正解”

  法律命题是否与数学命题一样?司法问题是否存在“唯一正解”?是否存在“法律售卖机”——输入相关案件事实,就能自动生成司法结论?大概,每一名刚入门的法律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疑问。但十分遗憾,这些仅仅是初学者的“美梦”。原因为何?

  在哲学上,不少学者将事实与价值二分。[]相应的,在逻辑学上,也存在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的二分法。事实命题的推导方法主要是叙述三段论;而价值命题的推到方法,则主要是规范三段论。前者所要解决“是”或“否”(或表述为“真”或“假”)的问题;而后者所欲解决的则是“应当”或“不应当”的问题。数学命题就是典型的叙述性命题,通过正确的演绎,其可以得出稳定的且唯一的正解。而法律命题则是典型的规范性命题,其往往关乎价值,无法通过逻辑上的演绎得以证立,只能端赖于普遍共识而为人们所接受(是“被接受”而非“证成”)。因价值观念具有流变性,故规范性命题随时处于被更强“论据”否定的状态。

  上述分析,所欲说明的只是“法律命题不同于数学命题”,而并未对“司法问题是否存在‘唯一正解’”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回应。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Holmes大法官的这句名言几乎成为所有法律人信奉的教条。但Holmes大法官所欲说明的只是:“对于司法来说,经验往往更为重要”,其从来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逻辑对于司法来说无用武之地。”至少,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来说,逻辑(尤其是演绎推理)还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司法三段论中,“大前提”是司法者所援引的法律规范(包括但不限于:成为法律、习惯、法、理——笔者注),“小前提”则是司法者所面临的案件事实,“结论”也就是司法者通过对“大前提”、“小前提”的演绎所推导出的裁判结论。本文对于“司法问题是否存在‘唯一正解”这个论题的讨论,主要是从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两方面着手。

  (一)模糊的法律

  摆在司法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寻觅“大前提”的问题。因为,“大前提”是演绎司法结论的逻辑起点。依照“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依规办案”的相关说法,那么所“司”之“法”至少要内涵清晰、外延明确,换言之,作为司法三段论“大前提”的法律必须具备相应确定性。时至今日,即使思想再为老旧、固执的司法者,也顶多宣称“法律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不再坚持认为“法律是确定的”。

  针对“法律是否确定”这个问题,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Herbert Hart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语义”和“边缘语义”理论。Hart通过分析“车辆禁止入内”这一规范性语句,对上述理论进行充分阐述。禁止入内的“车辆”仅指汽车还是包括了人力车(如三轮车、自行车、板车)?通常的理解是,“车辆”的核心语义是汽车(或者说是机动车);人力车则是“车辆”的边缘语义,摩托车处于机动车与人力车之间的语义地带。至于童车,不能说不是“车辆”,却显然处在比人力车更边缘的语义地带。因此“车辆”禁止入内毫无疑问禁的是机动车,可能还包括摩托车,但无论如何,不能把童车也禁了;三轮车、自行车、板车这一应人力车,是否在禁止之列,就容易产生歧义了。由此可见,语言(或者说是符号)作为用以表达法律规范涵义的载体,其本身就十分模糊,我们又岂能期待法律规范是确定的。

  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进一步提出Hart的上述理论仅仅说明:只有在“边缘语义”中,法律规范的意义才显现出不确定性,换言之,‘法律是不确定的’这一结论,也仅是一种或然性的判断。对此,有学者突破语义学的限制,通过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对该问题进行如下回应:

  语义学对于语言现象的研究,呈现出非语境的特点,即语义学“不考虑说话者的言语情景、对话角色和所持立场”。语用学则不同,它尝试用语境的角度去分析、解释某一语言现象。譬如,志明与春娇手牵手在公园散步,春娇突然娇嗔地对志明说:“你好讨厌。”如果脱离相关语境,单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很难理解春娇所言之确切意义。相反,结合相关语境,我们则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对话的真实涵义。

  语用学对语境的关注,给司法工作带来的启示就是:静态的法律规范的意义,只有在具体的司法案件面前,才能显示出其生命力。我们再次以“车辆禁止入内”作为案例进行揭示。假如,因为曾经发生纠纷,物业方将告示牌变更为“机动车禁止入内”。那么这样的表述,是否仍然存有歧义?答案是肯定的。譬如执行救助任务的救护车、执行消防任务的消防车、追捕逃犯的警车,这些特殊机动车处均有可能通过一定的解释渠道被允许入内或者被拒之门外。因此,在具体语境下,看似涵义确切的规范,仍然会引发理解上的困难。

  更有心的读者可能会再次追问:上述所说都是非典型案例,那么在典型案例下,法律规范的意义是否仍不确定。对此,本文通过符号学的观点来进分析。从符号学的角度上看,一切语言符号皆是“能指”与“所指”之结合,二者不能缺其一。“能指”,即表征者,说的是语言符号的外观形态(如发音、拼写、笔画等)。“所指”,即被表征者,说的是语言符号的内在涵义。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其实并不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对应端赖于人为的约定俗成。但受到个人生活环境及人生阅历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大脑里的指称系统(或者称为符号系统)都是相异的。换言之,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务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另外,所谓的“约定俗成”也是人为的,其不可避免地存在流变性。因此,个体对于某一事务地理解,与“约定俗成”的理解,可能不一致。如果二者一致,那也不过是一种“偶合”。本文在此所欲表达的是,司法者对于法律规范意义的理解,其实是一种主观的判断,与规范意义的确定与否并无关涉。如果上述论断是可接受的,那么所谓“典型案件”与“非典型案件”只是一种“理想的虚构”。这对于面对具体案件的司法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甚至,本文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在“典型案件”中,因为司法者所给出的裁判结论与其它同行的结论相一致,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司法裁判的主观色彩。因此,所谓“司法者在典型案件中没有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之论断,本身也是一种误解。

  (二)开放的事实

  从逻辑的角度上说,证明了“大前提是不确定的”,基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个的结论。但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本文接着论证“司法三段论的小前提也是不确定的”。

  先从司法者境遇与史学家境遇的相似性说起。司法所面对的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司法者需要通过证据材料来重构过去的事情。相似地,史学家面对的也是过去,其要做的也是通过史料来重构历史。同时,二者碰到了同样的困境——时光无法穿梭,他们仅能通过碎片的、不明真伪的材料来重构历史;二者拥有相同的使命——通过所学所思,赋予他们所认定的“历史”相应的意义。历史学因无法还原事实,而丧失成为科学的资格;而法律(司法)又何尝不是?

  言归正传。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司法乃根据证据于法庭上构建出“法律事实”的过程,然而,哪些材料得以成为证据,往往具有任意性。“法律事实”的构建往往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事件的性质、案发时的状况、两端当事人收集与主张证据的能力、证据的性质等方面。在许多案件中,原告与被告,公诉人(被害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上进行激烈的诠释权争夺战,谁赢谁输,不是越趋近于“真相”的辩论,而是看哪一方在法庭上所呈现的故事版本更具有“叙事合理性”(符合一般理性的叙事想象)。更进一步,司法这所构建的“法律事实”乃某种根据法律价值与法律要件构建的事实,是某种特定意义下的事实。这其中往往遗漏了许多对当事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片段。甚至,经由司法这所重构的事实已经成为当事人既陌生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版本。例如,在许多性侵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往往各说各话,不论司法这构建的是被害人意愿被强制违反的叙事,还是被告人无辜遭受报复的叙事,都可能与对当事人更为重要的意义相去甚远。

  简而言之,由于技术的局限,已成历史的客观事实往往难以重现。即使司法者内心确信的事实与客观真实重合,基于证据规则及法律价值取向的种种限制,客观事实也将被赋予一定的法律意义,从而转化为“法律事实”。在证据采信、事实重构等环节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司法者的主观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司法三段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本身也是主观的、开放的、不确定的。

  至此,本文已经就“法律存在不确定性”、“事实存在不确定性”这两个分论点进行了论述,如果论证过程和结论可以接受,那么进一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司法问题不存在所谓的正确答案,毋宁说存在“唯一正解”。同时我们不免产生如下疑问:既然司法不存在“唯一正解”,我们显然不能简单的用“对”与“错”来评判司法裁判的妥适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司法者可以恣意?如果不是,又该以何标准来评判司法裁判的妥适性?

  二、标准难立:法律论证的三种评价标准

  在论证裁判结论合理性时,不同的人所选择的进路不尽相同,甚至在评判裁判结论合理性时,也会有不同的标准。通过考察和探究晚近的一些理论成果,我们可以总结出法律论证的三条进路:其一,逻辑学进路——以逻辑有效性作为论证标准;其二,修辞学进路——以可接受性作为论证标准;其三,对话理论进路——以融贯性作为论证标准。篇幅所限,本文不对各种进路进行阐述,而仅介绍各种论证标准。

  1.逻辑有效性。

  所谓逻辑有效性,是指法律论证须符合演绎推理的同一律、排中律、充分理由律、矛盾律等相关规则。较早些的司法实践受概念法学的影响,认为所谓司法,不过是通过涵摄的方法,将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之中,进而演绎出裁判结论;而法官不过是“自动贩卖机”式的存在。此种裁判方法,与演绎逻辑十分相似,因此逻辑学的方法被司法所采用,实属必然。但随着概念法学的破产,司法不再被认为是呆板僵化的,法官也不再被认为只是“法律的自动贩卖机”,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逻辑学进路更为直接的抨击则是,演绎逻辑(三段论)无法解决前提的有效性问题,更无法解决大前提的选择的问题。

  2.融贯性。

  在理论上,有这样一种主张——法学知识是由有关法律的命题所组成的,而这些命题都具有可反驳性;因此,法学知识体系所运用的论证或推论是一种可反驳的论证。在此等关于法律命题具有可反驳性的认识背景下,诞生了融贯性标准——为了具有可反驳性的命题所组成的知识体系,必须透过逻辑可演绎性以外的推论合理性,来保证其知识的正确性。理论上一般将融贯性的基本性质做如下描述:如果满足如下条件,一个信念的体系就是一个基于论证的、融贯的体系:(1)它在逻辑上是无矛盾的。(2)它拥有高度的无矛盾可能性。(3)它的组成信念彼此之间有着相当数量相互强烈逻辑蕴含的关系。(4)只有少数无法说明的异常状况。(5)它提供了某种对于世界相对稳定的理解方式(意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满足1 -4 的条件)。(6)它满足了观察的要求, 亦即它必须包含一套法则,这套法则足以提供人们在合理范围内形成自发性的、多样性的认识信念, 包括内省性的信念。从以上描述来看,“融贯性”的内涵十分复杂,甚至有点含混不清。我们不妨对前述6个条件稍微进行梳理:条件(1)至(4)实际上是关于融贯性形式方面的要求,即论证所依据的各个论据之间不能冲突,且相互还须具备逻辑蕴含关系;而条件(5)和(6)则意欲说明,当规范命题发生冲突时,必须建立解决的机制——亦即建立一个对话平台和对话规则。应当说,在理论层面,融贯性理论确实为法律论证提供了一套非常严密评价标准。但是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司法也要讲求效率,如此复杂、繁琐的评价标准,是否得以在实践中适用,不无疑问。甚至,融贯性标准本身也存在如下“先天的缺陷”:以经验证据来检验另外一个经验证据,有时候并不可靠,此其一;其二,它可能会产生融贯的偏见体系;其三,它可能会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3.可接受性。

  所谓可接受性,即法律论证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可接受性”作为司法论证的一种评判标准,它实际上承认了司法结论的非唯一性,它体现的是一种“折衷”的态度。“可接受性”也并不排斥“逻辑有效性”、“融贯性”等其他评判标准,因为一个逻辑自洽或者融贯的法律论证,往往也具备一定的可接受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接受性”又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对于“可接受性”这个概念,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可接受性的基础(或者说起点)为何?其二,可接受性是主观心态还是客观事实?[]其三,法律论证的接受程度应如何判定,有何实证依据?其四,可接受性的主体为谁,即如何限定“社会大众”的范围?司法裁判是否需要所有人都接受?如果需要,是否可能?如果不需要,那么又应以何者为先?以上问题均无法通过“概念”本身加以解答,而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又远未达成共识。也正因为没有共识,致使“可接受性”理论遭受严重的质疑和批评。篇幅所限,笔者将在下一节仅就最后一个问题进行分析。

  也许有读者会问,在上述三种法律论证标准中,究竟哪一种标准更为可取?对此,笔者只能说:“文中所介绍的三种论证标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如果非要做出明确的回答,那么笔者只能讨巧地说:“任何一种标准都不能单独作为法律论证妥适性的标准,应当把它们综合运用到具体的法律论证中去。”[]然而这样的回答,显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就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其实已经有所回应。前不久,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意见》第一条就出现了“增强裁判文书可接受性”的表述。换言之,官方实际上采纳了“可接受性”作为司法论证的标准。最高院之所以如此选择,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司法实践,均是为了使裁判结论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肯认,让裁判得以有效执行,从而化解矛盾纠纷,由此彰显司法权威。

  三、众口难调:“可接受性”标准的困境与解困思路

  在司法实践中领域,裁判的听众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法律同行、关心当前案件的普通公民等等。经验告诉我们,即使不考虑来自其它社会势力的压力,在办理某些司法案件的过程中,想要给出一份令各界人士都满意的判决,真的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通常的情况是,舆论满意了、诉讼当事人满意了,但法律同行却跳出来“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或者是,法律同行们基本认可了,但社会舆论却在各大新闻媒体、社交平台上“狂轰乱炸,疯狂指责”。

  对此,有学者提出如下疑问:“按理来说,考虑到在每个稳定的社会体系内,成员之间的是非观念、价值取向应当是趋于一致的,至少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因而某项裁判结论要么是得到普通大众和法律同行的“一致”认可,要么就是两个群体都不认可。那为何会出现“两难全”的局面?”本文认为,提出疑问者所立基的前提出现了问题。理由在于,无论社会系统多么稳定,不同的群体,尤其是分工不同的群体,所经历的人生,所感受的周遭,多多少少会有不同。这使得他们就某些领域的相关问题无法产生一致的价值观念。在法律领域尤为如此。简要分析如下:

  1.法律感知差异。

  许多论述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情、理、法三者存在位阶上的先后关系,亦即情理重于天理,天理重于国法。当西方的法律理念传入中国后,国法被置于首位,天理次之,情理最后。这显然与传统的文化观念不一致,因而情、理、法三者会产生角力与冲突——即普通民众更重情理,法律职业人员则更重国法。此外,传统理念上对情、理、法的朴素感知,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普通民众往往将法律与事实纠结在一起,未对二者加以区分,从而无法理解事实认定与法律论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正义期待差异。

  包青天那种“日断阳、夜断阴”的“神话”形象深深地植根与民众心中,很多人对于司法的期待,都投射于此。其实,普通民众对包青天的尊崇折射出他们内心对“不计一切代价追求真实发现”的司法信仰,反映出他们对“真相”执着追求以及发现“真相”能力的期待。然而,就如前文所述,“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是开放的”,普通民众的此种正义观掩盖了现代司法的本质,同时也使司法陷入沟通的困境,此其一。其二,包青天的“司法神话”掩盖了现代司法决断的难题。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司法可以达致正义。然而,从Jacques Derrida的观点来说,司法审判具有三重决断困境,阻滞了朝向实质正义的可能:一是“规则的悬置”——即每一个司法裁判都不可能完全依照法律规范,或者原封不动地予以适用,而是通过司法者加以“创造”后,以正义之名决断(这一点,本文在前文已经论及,于此不再赘述)。二是“不可决断的幽灵”——即通过司法所获得的正义,永远是一种使他者蒙受不正义的“正义”,而且往往是强者的正义。其三,“阻隔认识地平线的紧急状态”——亦即正义的决断往往需要汇集更多的知识信息,但是正义的决断却总是处于紧急状态之中,没有足够时间做出全盘的把握。因此,正义总是被延搁。将司法与正义划等号,无疑是让司法承受其所不能承受之重。

  法律职业群体与普通大众在法律感知、正义期待等方面存在认识层面上的巨大差距,这导致二者对司法结论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不一,显然评价的结果也就很难一致。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不同民众与法律职业群体的评判标准不同,那么应当优先考虑何者的标准,亦即裁判结论应当优先让何者接受?

  对此,理论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Perelman认为,如果要让司法论证和司法裁判得以合理化的证成,除非普遍听众能够接受。这里的“普遍听众”,按照Perelman的观点,是指理性人的集合。本文认为,如果不进行理性歧视,Perelman所称的“普遍听众”可以化约为“普通民众”。与Perelman的观点不同,Aarnio则坚持认为,“普遍听众”的概念过于理想化,且涵义含混不清。“听众”应定位为这样一个人群:他们接受合理性的一般条件,同时也接受以解释性立场为基础的价值系统。Aarnio进一步提出,除非解释者与听众属于同种生活形式,否则听众不能被理性说服。也就是说Aarnio认为法律论证的核心听众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从“建设法治中国”的长远来看,司法裁判应在得到法律共同体的认同的基础上,尽力去“迎合”普通民众对于司法的合理吁求。正如前文所述,普通民众看重的是客观真实和实质正义,这样的法律感知和司法期待本不应加以指责。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代司法的大多数制度都是朝着“程序理性”和“形式正义”的方向去设计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过多地去期待民众的理解和认同,此一方面。另一方面,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作为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业群体,法律共同体更加了解司法的过程和性质,更容易站在法治角度,并通过法律思维去考虑司法的相关问题,从而克服由情绪对立所造成的偏见。同时,法律共同体拥有相同的价值理念、信仰追求,这使得群体内部可以形成基本共识,从而在共识的基础上搭建起沟通和对话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如果司法机关只关心“民意”,而忽视甚至违背司法的基本规律和规则,将会割裂共同体之间的信仰纽带,从而造成“法律人都不信仰法律”的糟糕局面。

  那么为何要尽力“迎合”普通民众对于司法的合理吁求?本文认为,主要是为了破解现阶段司法所面临的“信任危机”。近年来,“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彭宇案”、“电梯劝阻抽烟致死案”、“唐惠女儿案”等案件因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从司法案件演变为“社会事件”。多元的价值、多重的视角、多样的情绪交杂在一起,司法便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司法和民众之间的隔阂被无限放大。此外,随着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司法在改革的过程中,司法也逐渐成为被挑战的对象。2012年年末,有学者就当下中国的司法公信力状况做了一项调研。调研问卷将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分为六个档次——分别为“20分以下”、“20-40分”、“40-60分”、“60-80分”、“80-90分”、“90分以上”。调研结果显示,如果以60分为及格线,那么仅有60.9%的民众认为当下中国的司法公信力是及格的;如果以80分为满意线,那么仅有16.6%的民众对当今司法公信力感到满意。以上调研结果表明,中国的司法公信力现状虽不必悲观,但也绝不容乐观。中国的司法权威正日渐衰微,司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司法的正当性在于权威和信任。如果司法丧失了权威,失去了信任,那么司法将岌岌可危。因此,通过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提升裁判的可接受性,“迎合”普通民众对司法的合理吁求,获取普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司法为民”、“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可谓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关键词,这是当下司法现状使然。裁判文书作为司法机关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联着司法的形象。生效的裁判文书与行政命令其实并无二致,它是权力的外显形态,内含着强制的品性。蛮横无理的命令可能有效,却不过是强权,而“高明的掌权者,总是善于将命令修饰成说服,从而将自己行使权利的行为正当化。”因此,要想让裁判文书的受众认可、服从裁判结论,就有必要对裁判结论加以充分地论证,从而柔化司法的权力属性。此种司法权的柔化,非但不会影响司法权威,相反,它可以拉近司法与民众的心理距离,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增强司法权威。

  本文用了大量篇幅去论证“法律是模糊的”和“事实是开放的”,从而得出本文的基本立场——司法裁判结论并非“唯一正确”,司法的本质其实是自由裁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司法者可以持权而恣意妄为?显然不是!因为司法者的自由裁量要接受司法良知的拷问,更要接受相关评判标准的检验。在“以何种标准来检验司法论证”这个问题上,本文认为,“可接受性”是一种以听众为中心的标准,是一种折衷、开放、包容的评价标准,它可以因势而变,满足不同主体对司法的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下的司法“信任危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符合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规律的统一裁判文书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本文认为,最高院在建立裁判文书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时,除了硬性的技术性标准外,应当着重围绕“可接受性”标准来进行构建。当然,如何将一种价值问题转换为技术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就“如何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性”、“如何提高裁判文书可接受性”等相关论题来说,现有的文献资料已经相当丰富,笔者也就不再着墨。但笔者内心有始终有一种想法——现今的裁判文书,大多是司法者“自说自话”,从表现手法上看,属于“独白”。那么是否有可能从“对话”的视角去打造裁判文书,让裁判文书体现更多的对话性、沟通性。提出这个问题,权当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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