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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司法审判研究 ——以人身危险性的量化评估为视角

日期:2018-10-19 11:03:03  浏览:  字体:   来源: 作者:张雨晴


核心阅读:一、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现状与趋势2016年7月24日凌晨,在我院所属的保山市隆阳区市区,发生一起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未成年人犯罪...

  一、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现状与趋势

  2016年7月24日凌晨,在我院所属的保山市隆阳区市区,发生一起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2名平均年龄为16岁的未成年人,相约骑着摩托车用开山刀、武士刀等追砍路人,并在受害者受伤倒地后用钢管、砍刀对其进行殴打、砍杀,造成一名年仅16岁的路人王某因被猛砍头部而死亡,另有路人受伤。而本案发生三周前,他们中的7人曾因在QQ上与一名17岁的未成年人赵某发生口角,将赵某殴打致重伤二级,在救治中进行了脾脏切除等手术。行为人中,12岁、13岁的各一人,并且提议砍人和持最长刀具砍人的,就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这两人。

  这起案件在当地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被害人的不幸遭遇令人悲恸,案件造成的恐怖氛围、社会民众的愤怒情绪和对法院判决合理性的质疑,更是难以平息。的确,如果在他们打伤赵某以后,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或许就能避免此次悲剧的发生,而本案审结后,也难以保证被宣告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因犯罪成本如此之低而不再犯,甚至造成其他未成年人效仿。

  2016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统计监测报告和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以14岁-16岁为主,并且有低龄化的趋势。在对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调查中,16岁的未成年犯占35%,15岁的占31.2%,14周岁的未成年犯所占比例明显上升,达到20.11%,故意杀人罪中接近50%的未成年犯为14岁。而在2001年,14岁的未成年犯比例为12.3%。此外,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罪名主要是抢劫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分别占到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的55%、15.6%、17%、9.6%。此外,调查显示,我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远高于整体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并且初犯时的年龄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建立人身危险性量化评估制度的合理性

  “犯罪”一词的语义即 “根据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法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理论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构成犯罪,就“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任何犯罪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即使是10岁的女童,在电梯摔打1岁婴儿并使其从25楼坠落的行为,也同样是极端邪恶、野蛮和残忍的,并不因为施暴者是儿童而改变性质。

  根据目前《刑法》的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是未成年犯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然而,划分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考虑到客观上人的身心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认知与辨认能力随年龄增长而稳定,这样的考虑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也是国际法准则的要求。但并非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一定会身心成熟、认知与辨认能力稳定,或是只有到某个年龄,才会心智成熟,尤其是现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个体社会化水平提高的环境下,无法准确界定14岁、12岁、10岁还是哪一个年龄最为合理。现实中,仅仅以现行刑事责任年龄作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裁判依据,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社会隐忧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一制度,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批判屡见报端。但是,如前所述,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应作为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

  因此,应当以刑事责任责任年龄为主要依据,以人身危险性的量化评估作为补充依据,以实现对未成年犯科学合理的定罪量刑。

  三、建立人身危险性量化评估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数据显示,未成年犯的犯罪动机一般是谋财、追求刺激、维护友情、好奇、为了维护尊严、报复、性满足等,总体比例分别为40.6%、16.7%、11.3%、8.8%、7.7%、6.4%、6.2%。但是,未成年人的犯罪同样存在区别,既有处在青春期、为了“哥们儿义气”而犯罪的失足少年,也有为了追求刺激的累犯、惯犯,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同样有可以宽容与不能纵容之区分。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罚的目的不是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只是为了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会受到危害,并制止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很多是相同的,缺少父母关爱甚至遭受虐待、学校教育的不足、交友不善、青春期个性冲动等等,但是,有的未成年犯,在犯罪以后会感到恐惧和后悔,愿意积极地弥补,再犯的可能性较低,人身危险性较小,不具有危险人格。而有的未成年犯,一贯的冷漠、暴力,具有惯性的、重复地伤害别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屡教不改,再犯的可能性极高,人身危险性极大,具有强烈的危险人格。因此,对于因为青春期的局限性而犯罪的“失足少年”与具有危险人格、“屡犯不改”的未成年犯,应当区别对待。

  此外,对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进行严厉的处罚并非空想,国外早有实例。2014年,日本法务省审议通过了《少年法(修正案)》,对少年刑罚制度中的死刑和无期徒刑进行了“严罚化”修正,进一步加大了对少年犯罪的处罚力度。根据修正案的规定,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行,处无期徒刑。犯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行,既可判处无期徒刑,也可判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于所犯之罪应当判处死刑的恶性犯罪,必须适用无期徒刑。对应该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大犯罪,提高量刑幅度,这一修正也符合《少年法》的立法意图,即对少年犯做到区别对待,给予法官更大的量刑空间,对积极悔改、人身危险性低的少年犯,可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屡教不改、人身危险性高的少年犯,则可以予以严格的刑事处罚。

  当前法律、规章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中频繁提到“人身危险性”,法院的刑事判决中“人身危险性”一词更是俯拾皆是。然而,对人身危险性却没有相关的具体定义和评价方法,往往是根据感觉和经验来判断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以及人身危险的程度。但是,根据感觉和经验进行判断是主观、感性的,受到个体的价值取向、知识水平、分析能力和情感因素的影响,这样的结论在不同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是不确定的;同时,这种定性方式具有随意性,会导致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中得到的结论不稳定。

  因此,规范刑法学认为,人身危险性司法判断的过程和结果应当是可评价、可确定、可预测的。“对于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应当最大限度的符合科学规则,否则法治遭受严重破坏的巨大危险始终不能消除。”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需要有程序性的保障,人身危险性作为影响量刑的十分重要的实质性要素,应当具有系统、规律、客观的评价方法,才能充分保证司法审判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四、建立人身危险性量化评估制度的可行性

  (一)、以量表为辅助

  目前,上海监狱局和江苏监狱管理局等机构研制了多套量表来评估服刑人员的再犯罪可能性等,并应用于假释、保外就医、离监探亲等。上海监狱管理局的报告显示,根据其制定的《违法犯罪可能性预测量表》,预测的有效率达到85%。一些心理学中适用的量表也可以应用于审判前对未成年犯的人身危险性评估。目前可以适用的量表很多,既有国外研发并长期应用的量表,也有国内机构着力研制的本土化的量表。

全称 机构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  
16人格因素问卷  
中国罪犯心理测试量表 司法部
新收押罪犯危险性评估量表 广东监狱管理局
违法犯罪可能性预测量表 上海监狱局
心理、认知和行为量表 江苏监狱管理局
对文盲适用的心理、认知和行为量表 江苏监狱管理局
罪犯人身危险性简评表 江苏监狱管理局
对即将出狱者重新犯罪可能的简评表 江苏监狱管理局

  图1

  当然,通过量表测评得到的人身危险性结论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对量表结论的使用只能作为评估人身危险性的辅助手段。

  (二)、结合社会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的情况,决定是否适用刑罚,以及合理适用量刑情节、刑种及刑罚执行方式,落实未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矫正未成年犯。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早已对法院贯彻社会调查制度反复、多次地提出要求:

时间(年) 机构 文件 内容
2001 最高法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 庭审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调查或自行调查。
2006 最高法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解释》 未成年人罪犯量刑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2009 最高法 《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样式》 概述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
2010 最高法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若干意见》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要充分考虑其……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
2010 中央综治委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若干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并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2010 两高三部委 《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应当综合考虑……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2010 最高法 《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 根据……个人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等,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角度正确适用刑罚。
2012 全国人大 《刑事诉讼法》 公检法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图2

  社会调查的内容,应当是能够赖以考量调查对象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因此,必须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全面、科学的进行调查。根据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量刑情节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以有关人身危险性的内容为重点,包括性格、前科、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监护情况等能够反映未成年犯的可矫正性和再犯可能性的内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青少年法律也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和社会调查的内容。

  总之,对未成年犯的定罪量刑,应当以犯罪事实为主,以社会调查报告和量表为辅助,考虑量刑情节,综合分析各项内容,全面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科学合理地设定评估的内容,对评估项目赋予不同的权重,就能使未成年犯的人身危险性形成一个量化的分值,从而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程度,并以此结论作为辅助依据,决定是否进行刑事处罚、刑种、在量刑幅度内的具体裁量以及刑罚执行方式等。

  理论上,评估因子划分的越详细,评估的过程也越全面,得到的人身危险性结论就越科学。因此,评估内容应当全面且合理,并根据评估因子的重要性进行分层赋权。同一案件中,对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三个阶段的考量,犯罪中阶段的权重应当是最大的。而在同一阶段中,例如犯罪前阶段,年龄的权重高于性别,“一贯表现”的权重高于年龄。然后对各个细目进行评分,可以10分制计分。例如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中,主观方面出于故意计10分,处于过失计5分;有过杀人行为计10分,有过故意伤害他人行为的根据伤害程度减轻计分;盗窃罪中,初犯计3分,累犯、惯犯根据具体情形和次数增加计分。最后根据总分判定其人身危险性的程度。下图是对评估报告的简单构想:

xxxx案被告人身危险性综合评估报告
注:评分方式:括号内数字系评分分数范围;每一项目选择一个选项、并评定一个分数
条 件 内 容 得 分
犯罪前 个人基本情况 年龄 14岁以下(0-5)□ 14-16岁(5-10)□  
性格 正常(0-5)□ 暴力、易怒等(5-10)□  
认知能力 较弱(0-3)□ 正常(3-6)□  
一贯表现 良好(0-3)□ 恶劣(3-6)□  
犯罪前科 初犯、偶犯(0-5)□ 累犯、惯犯(5-10)□  
生活情况 成长经历 正常(0-3)□ 经常故意伤害他人等(3-6)□  
在读生教育水平 初中以下(0-3)□ 初中及以上(3-5)□  
非在读少年 有稳定工作(0-3)□ 打零工(3-5)□ 无工作(5-10)□  
惩处记录 无(0)□ 受过行政处罚(3-5)□ 受过刑事处罚(5-10)□  
监护情况 监护人在身边、负责、细心 (0-3)□ 无监护人或不能进行有效监护(3-6)□  
环境情况 社区环境 正常(0)□ 贫困、混乱(0-2)□  
工作环境 良好(0)□ 压迫、混乱(0-2)□  
犯罪中 主观 犯罪动机 反抗、冲动(0-3)□ 报复、寻衅等(3-10)□  
有无预谋 无(0)□ 有(3-5)□  
犯罪目的  (具体填写)  
罪过形式 过失(0-5)□ 故意(5-10)□  
客观 犯罪对象 特定(5-7)□ 随机(7-10)□  
犯罪中 客观 被害人人数 1人(2-4)□ 2人(5-7)□ 3人及以上(7-10)□  
犯罪工具 木棍、小到等非致命工具(0-5)□
砍刀、斧、枪、氰化物等致命工具(5-10)□
 
犯罪手段 一般(0-5)□ 残忍(5-10)□  
组织形态 单独犯罪(0-5)□ 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5-10)□  
犯罪地位 胁从犯(0-3)□ 从犯(0-5)□ 教唆犯(3-7)□ 主犯(5-10)□  
犯罪时间 白天(3-7)□ 夜晚(3-7)□  
犯罪地点 公共场所(3-10)□ 封闭环境(3-10)□  
完成形态 中止(0-3)□ 未遂(3-7)□ 既遂(5-10)□  
犯罪后 悔罪情况 是否采取积极行为补救 有(0-5)□ 无(5-10)□  
补救是否有效防止既遂结果发生 有(0-5)□ 无(5-10)□  
自首 主动、案发三天内(0-3)□ 被动、案发三天后(3-5)□ 无(7)□  
立功 有(0-4)□ 无(5)□  
坦白 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完整、稳定(0-5)□
无坦白、被动交代、交代不完整、不稳定(5-10)□
 
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谅解 谅解(3-5)□ 不谅解(7)□  
总分   人身危险性程度:低□ 中□ 高□
判定标准 小于或等于115分:低;116-218分,中等;大于或等于216分:高。

  图3

  量表的测评一般是在看守所完成,对量表、调查报告和事实材料的综合评估应当在法院完成。评估应当采取集体合议的方式,组织评估小组会议或评估委员会,以最专业、客观的方式,使经过综合评估得出的人身危险性结论最大程度地合理、准确,成为法官定罪量刑有力、可信的依据。

  五、人身危险性量化评估制度中存在的难题和对策

  当然,想要科学的评价未成年犯的人身危险性并不容易,存在着许多难题,例如:如何确定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和综合评估的主体?如何保证调查报告和综合评估报告的公正性、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如何?被告是外地户籍时如何调查?调查程序如何监督?等等。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此也不是否定人身危险性评估制度的理由。

  我国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当前实践中有权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很多。本文认为,未成年犯的社会调查工作可以由司法局主管,司法所完成。资料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国共有司法所40371个,司法所专兼职工作人员达123343人,实现全国乡镇街道全覆盖。由此可见,司法所职能优势明显,便于深入基层社区进行调查。同时,司法所本身就是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以及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基层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的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其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应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同样的,对于外地户籍的未成年犯的社会调查可以委托其户籍所在地的司法所进行。

  调查报告的内容,以及根据调查报告做出的综合评估报告的结论,应当作为未成年人司法审判中的书证。理由有三:第一,上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院对未成年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参照适用被告人成长经历、性格特点、一贯表现等内容。仅2010年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就规定:“……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虽然该通知效力有限,但可以看出,调查报告应当作为证据。第二,符合相关国际法规范的精神。根据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第三,只有正确判断未成年犯的人身危险性,才能既实现《刑法》的目的,又促进未成年犯尽快矫正、回归社会,将对未成年犯本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也“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对未成年犯的特殊处遇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作为证据中的书证适用,综合评估报告中的人身危险性结论同样如此。

  对于调查程序的监督,本文认为应当建立调查程序的监督制度,赋予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并明确其权利义务。其中,调查人员的地位类似鉴定人员,调查对象类似于证人地位。调查人员有权对调查对象提出询问;有义务出席法庭,并有义务回答有关人员依法提出的问题;必须全面客观地反映调查过程和结果,不得隐瞒或编造虚假情况,提供虚假调查结果。同理,调查对象有权阅读调查笔录,对错误和遗漏进行更正和补充;有遭受报复的可能时有权要求人民法院给予法律保护;被选为调查对象时有接受调查的义务,有如实回答调查人员提出的问题的义务,等等。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参考《刑法》第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305条的伪证罪等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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