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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案例】霍思妍与姜红文离婚纠纷案

日期:2017-09-15 14:56:00  浏览:  字体:   来源:昌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案件名称:

申请执行人霍思妍与被执行人姜红文离婚纠纷案(涉抚养费纠纷)

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霍思妍,女,1983年11月15日生,汉族,云南省昌宁县人,大专文化,昌宁县柯街中心卫生院护士,住昌宁县卡斯镇龙洞村民委员会河边村民小组50号。身份证号:533025198311152424。

  被执行人姜红文,男,1984年4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昌宁县人,初中文化,务农,住昌宁县卡斯镇龙洞村民委员会河湾子村民小组19号。身份证号:533025198404012412。

执行依据:

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8日作出的(2013)昌民一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姜红文现有家庭成员基本情况:

        妻子何珊珊,1993年4月2日生,身份证号:533025199304022423。母亲杨忠琴,1959年2月16日生,身份证号:533025195902162428。

被抚养人姜皓元基本情况

姜皓元,男,2012年8月13日出生,现4岁零7个月,柯街镇幼儿园小班学生。

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2013)昌民一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确定的被执行人姜红文所需履行义务及履行情况:

       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2013)昌民一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判令:“婚生长子姜皓元与原告霍思妍共同生活,由被告姜红文每月给付抚养费400元,于2013年9月开始直至姜皓元年满十八周岁止,并于每月25日前存入原告霍思妍指定的银行卡号内”。依照判决确定进行计算,被执行人姜红文需支付至姜皓元年满十八周岁抚养费时间为2013年9月--2030年8月,共计204个月,共计金额为人民币81600元,扣除(2015)昌执字第151号执行案件已执行收缴的人民币7600元,被执行人姜红文还需支付抚养费人民币74000元。

案情摘要:

2013年9月8日,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昌民一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被告人姜红文与霍思妍离婚,婚生长子姜皓元与霍思妍共同生活,由被告人姜红文每月给付抚养费人民币400元,于2013年9月开始至姜皓元年满18周岁止,并于每月25日前存入霍思妍指定的银行卡内。该民事判决于2013年10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姜红文未按期给付抚养费,2015年4月7日,申请人霍思妍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人民7600元【案号:。被执行人姜红文于同年4月13日交纳执行款人民币3000元,并书面保证2015年5月20日交纳人民币5000元的执行款,但被执行人姜红文未履行保证事项。同年8月7日,执行局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姜红文在中国农业银行保山九龙支行账号为6228483961072846918的账户内有存款人民币14829元,依法从中扣划人民币4600元予以强制执行。

  2016年6月20日,霍思妍因姜红文拒不支付抚养费再次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6)云0524执177号】,昌宁法院于同年6月23日依法向姜红文送达了“(2016)云0524执17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责令被执行人姜红文及时支付抚养费人民币7000元,被执行人姜红文用尽各种手段长期躲避、规避执行,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在对其财产调查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姜红文名下登记有云ME9605福田汽车一辆、云MJH677海马汽车一辆、云MHJ661豪爵摩托车一辆,但被执行人姜红文及其亲属拒绝提供车辆去向;另查明被执行人姜红文每月均有货运运输费收入,而其本人名下银行账户确在2015年8月7日以后无任何资金往来交易,且在前案执行完毕后,后案申请执行前,执行人姜红文以76000元的价格将自己名下的号牌为云M21930的大地牌货车出售给郭连伟、张文虎,价款一次性付清,并进行转移登记,但被执行人姜红文及其亲属对购车人和实际售车价格均予以隐瞒。本案还属于“三养”类纠纷案件,被执行人姜红文的行为已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款、第七条规定的处罚情节,被执行人姜红文的行为足以构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2017年4月6日,执行局将案件移送昌宁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4月11日被执行人姜红文被昌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同年4月25日经昌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年 6月1日昌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昌检公诉刑诉〔2017〕1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姜红文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向昌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6月16日,姜红文因犯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通过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惩处了被执行人,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同时,在社会上营造了惩治抗拒执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舆论氛围,起到了法制宣传教育的良好效果,为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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